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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的治理黄河
1981年，张含英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之约，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
黄河召唤系我心”。这个命题十分恰当地概括了他为黄河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努力的奋斗历程。张含英的家乡是山东省菏泽县，地处黄河下游沿岸，深受黄河泛滥之苦，幼年的张含英，就经常听祖母和母亲讲述黄河决口改道的故事。每年夏秋季节，黄河涨水的警报声，人们紧张防汛的呐喊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学他又听到老师讲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兰封县铜瓦厢决口改道的情况，黄河河道一下子从菏泽县城的南边滚到县城的北边，此后20年间无人整治，任其泛滥，灾情特别严重。这些事，迫使张含英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蕴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却为什么这样残暴？为什么它会决口改道？他决心要探索这个奥秘。他认为，水利也是科学的一个分支，他要通过研习水利，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1925年，张含英从美国留学回国。恰在这一年，黄河在濮阳县（当时属河北省）南岸的李升屯民埝决口，泛水于下游黄花寺冲决南岸大堤，祸及山东省。山东省河务局请他同往调查水灾，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治理黄河的实践机会。经过调查，他认为黄河决口是由于堤防不固，而固堤之法，必须改埽工为石头护岸，但遭到保守思想与腐朽势力的反对。从这次石埽之争中，使他悟出一个道理：治理黄河不单是工程技术问题，其中还有社会问题。
1928—1930年，他在山东省建设厅工作时，曾先后提出引黄灌溉和发展省内水电等建议，同样遭到反对。在他一再坚持下，只修成一座小型虹吸管和一座小水电站，但得不到推广。
治河实践遭到挫折，但张含英的治河意志没有改变。他积极从事治河历史与治河理论的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曾向柯乐斯教授借阅过4册黄河资料，内容十分丰富。这给他回国以后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回国后，他又详细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历代治河的大量论著，提出两点新的认识：第一，要制订切实可行的治河计划，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第二，过去治理黄河，多侧重于孟津以下的黄河下游，而黄河为患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上中游的洪水和泥沙，所以专治下游，不能正本清源。
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于1931年2月24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一文。3天之后，张含英也在该报发表了“论治黄”的文章。该文认为，对于传统治河观点而言，李仪祉提出要注重上游的意见，无疑是治河策上的新发展，但就治黄整体而言，就上中下游并重。此外，该文还深刻分析了黄河得不到治理的社会原因，如河政不统一，许多矛盾无法解决；保守思想作祟，新的科学技术得
不到推广应用；政治腐败，河工人员存在“利河多事”的思想等等。此文发表以后，他曾担心会得罪于当时已负盛名的李仪祉先生，以后的事实证明，他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时隔不久的一次聚会中，李仪祉先生笑容满面地和他握手，表示了对他的论点的赞许。1933年9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李仪祉出任第一届委员长，张含英被任命为委员兼秘书长。两位专家的相识与共事过程，成为水利科技界的一段佳话。1933年黄河洪水暴涨，下游多处决口，国民党政府匆忙命令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并指定黄河堵口事宜由后者负责，前者“不必过问”。身兼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的冀、鲁、豫三省主席也声称，下游河防仍由三省河务局主管，黄河水利委员会不得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只能从事科学治河的前期工作。虽然提出“十年一小成，三十年一大成”的设想，但要实际展开工作，仍然受到各方面的牵制，如水文测验、地形测量、模型试验、水土保持试验工作，实施起来阻力很大。尽管如此，张含英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的3年里，加强基本资料的观测研究，并多次深入现场调查，探索自然规律，先后发表论文多篇，于1936年连同以前著作汇集出版了《治河论丛》一书。同年还出版了《黄河志第三篇水文工程》一书。
1947年，张含英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发表了“黄河治理纲要”论文。这是他回国20多年研究黄河的总结论，可称之为其代表作。该文分总则、基本资料、泥沙之控制、水之利用、水之防范、其他共六部分，80条意见，约18000余字。他在总则中首先提出治河的基本原则：“治理黄河应防治其祸患，并开发其资源，藉以安定社会，增长农业，便利交通，促进工业，由是而改善人民生活，并提高其知识水平”。还指出：“治理黄河应根据需要达到之目的，政治经济之现实背景与未来之发展，及天然因素或条件，先行拟定治河之方策。此项方策并应随资料之补充，学术之进步，与社会之需求，每5年检讨一次，必要时修正之”。“治理黄河之方策与计划，应上中下三游统筹，干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治理黄河之工事，凡能作多目标计划者，应尽量兼顾”。“治河之各项工事，彼此相互影响，应善为配合之”。“黄河之治理，应与农业、工矿、交通及其他物资建设连系配合”。在泥沙之控制部分，首先指出“黄河为患之主要原因为含沙量过多。治河而不注意泥沙之控制，则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并建议：“为求彻底明了泥沙之来源及河槽冲积之现象，应于流域以内布设观测站，河道择设观测段，并根据实地情况作控制之研究。”认为减少泥沙来源的主要方法是：“对流域以内土地之善用，农作方法之改良，地形之改变，沟壑之控制诸端
”。还指出这些“多为农林方面之事，故应与农林界合作处理之”。关于水之利用部分，他首先提出应推算全河各段之水流总量与潜能，“进而支配全流域灌溉之用水，航运最低之接济，以及电力之供给”。并指出：“水之利用，应以农业开发为中心、水力、航运应配合农业”。同时又要注意，对各河段作具体分析，明确各河段的主要目标。如“贵德之龙羊峡，循化之公伯峡，皆可拦河作坝，用水发电”。“龙羊峡以下，经松巴、李家、公伯、孟打、寺沟、刘家、盐锅等七峡而至兰州”，均可进一步研究拦河作坝。兰州至中卫间，则“应先于大峡之西霞口，红山峡之吊吊坡及黑山峡之下口筑坝”。上述两个河段，“必于利航，水力、灌溉、蓄水数者同时兼顾。而高地之灌溉，又须藉力抽水……故此段工程最宜作多目标之计划”。同时应顾及大通河、大夏河、洮河等支流的开发治理。
“宁绥平原土壤肥美，气候适宜，引水便利，素有粮库之称。惜旧有灌溉，工事虽多，今已逐渐湮废，且效能低微，故彻底整理扩充，应视为该区首要工作”。又提到“宁绥沿河地势较平，改进航运须以调整河槽方法为之。惟以目前需要而言，改善航道与修筑铁路两者孰为最宜，应先作比较研究，然后定之”。
晋陕间河段，“倘于龙门上之石门一带筑坝高一百五十至二百公尺，更于其上游建坝二处，即可将全段化为三湖……故此段亦为多目标开发计划之良好区域”。“河在陕县与孟津间位于山谷之中，且临近下游，故为建筑拦洪水库之优良区域。其筑坝地址应为陕县之三门峡及新安之八里胡同”。对于此段开发方案，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认为应作一级开发（即八里胡同建高坝）和两级开发（即八里胡同和三门峡各建一低坝）两种方案的比较研究，并以国家财力而定取舍。八里胡同高坝方案可以进行综合利用，可控制下泄洪峰流量不超过10000秒立方米，发电装机可达120万马力以上（约90万千瓦）。如由于国家资金困难，可先筑低坝以拦洪。低坝坝址，八里胡同与三门峡都有条件，或先建三门峡以拦洪，以后再建八里胡同低坝以发电；或先建八里胡同低坝以拦洪，等到国家财力允许时再加高大坝，作综合利用。不管采用哪种方案，水库回水都不宜超过潼关，以保关中平原安全。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级开发方案（即在八里胡同建高坝，进行综合利用），最为适宜。
“黄河下游……可建闸引水灌溉”、“应利用河水灌溉，并配合排水系统，引水洗碱”、“下游航行之利素不甚大，轮船行驶全不可能。应先配合防洪之需要，整理河槽……以期航运之逐渐发展”。
关于水之防范，首先指出“黄河下游为水患最多之区，亦河患特别严重之地，其治理目标，应列防洪为首要”。上述陕县至孟津间之筑坝拦洪与上中游泥沙之控制等事，均“应视为下游防洪之有效办法”。此外还提出在“郑县及兰封南岸，原武及开封北岸，长清或济阳北岸等处，可否开辟泄洪道，应分
别研究并考其利”、“当其他防洪工程进至相当阶段时，再作束窄堤距之图”、“初期修整，不可贸然束窄”、“若仅以堤为防洪之具，则应以安全排泄郑县22000秒立方米洪水为初步标准”。下游“可备一平时河槽及洪水河槽”。下游河槽之固定，“应视为今日急要工作。而固定之法尤宜即行着手研究，并选择适当河段早日试行”。“黄河上、中游之水患，范围均尚不大，灾情亦较轻微。但若干年后，可能因经济建设，人烟日密，财富日增，而渐威胁严重”。并提出兰州、绥远、韩城、朝邑等地区水患防范之意见。河口段之治理，亦应拟定计划。此外，文中还提出“防洪不应以决口能堵为己足，而应以预防免决为职责”。亦“不能视为纯粹之慈善或赈济问题，应顾到其与经济方面之关系”。防洪“必须有一适当之标准，而此项标准之拟定，亦为社会经济之问题”。
在基本资料部分，该文详细列举了应调查研究水文、泥沙、蒸发、地下水、地形、地质、经济等情况及资源蕴藏量等项。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科学治河的思想。这篇论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治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河南省黄河科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12月23日，是由河南省民政厅登记管理的慈善机构，位于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南路666号。资助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教学设施；支持教学科研活动，资助学术交流与合作；奖励贫、优困学生及教师、资助学生团体活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资金支持和奖励；与国内其他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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