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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的治理黄河
1981年,张含英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之约,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
黄河召唤系我心”。这个命题十分恰当地概括了他为黄河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努力的奋斗历程。张含英的家乡是山东省菏泽县,地处黄河下游沿岸,深受黄河泛滥之苦,幼年的张含英,就经常听祖母和母亲讲述黄河决口改道的故事。每年夏秋季节,黄河涨水的警报声,人们紧张防汛的呐喊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学他又听到老师讲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兰封县铜瓦厢决口改道的情况,黄河河道一下子从菏泽县城的南边滚到县城的北边,此后20年间无人整治,任其泛滥,灾情特别严重。这些事,迫使张含英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蕴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却为什么这样残暴?为什么它会决口改道?他决心要探索这个奥秘。他认为,水利也是科学的一个分支,他要通过研习水利,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1925年,张含英从美国留学回国。恰在这一年,黄河在濮阳县(当时属河北省)南岸的李升屯民埝决口,泛水于下游黄花寺冲决南岸大堤,祸及山东省。山东省河务局请他同往调查水灾,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治理黄河的实践机会。经过调查,他认为黄河决口是由于堤防不固,而固堤之法,必须改埽工为石头护岸,但遭到保守思想与腐朽势力的反对。从这次石埽之争中,使他悟出一个道理:治理黄河不单是工程技术问题,其中还有社会问题。
1928—1930年,他在山东省建设厅工作时,曾先后提出引黄灌溉和发展省内水电等建议,同样遭到反对。在他一再坚持下,只修成一座小型虹吸管和一座小水电站,但得不到推广。
治河实践遭到挫折,但张含英的治河意志没有改变。他积极从事治河历史与治河理论的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曾向柯乐斯教授借阅过4册黄河资料,内容十分丰富。这给他回国以后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回国后,他又详细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历代治河的大量论著,提出两点新的认识:第一,要制订切实可行的治河计划,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第二,过去治理黄河,多侧重于孟津以下的黄河下游,而黄河为患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上中游的洪水和泥沙,所以专治下游,不能正本清源。
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于1931年2月24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一文。3天之后,张含英也在该报发表了“论治黄”的文章。该文认为,对于传统治河观点而言,李仪祉提出要注重上游的意见,无疑是治河策上的新发展,但就治黄整体而言,就上中下游并重。此外,该文还深刻分析了黄河得不到治理的社会原因,如河政不统一,许多矛盾无法解决;保守思想作祟,新的科学技术得
不到推广应用;政治腐败,河工人员存在“利河多事”的思想等等。此文发表以后,他曾担心会得罪于当时已负盛名的李仪祉先生,以后的事实证明,他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时隔不久的一次聚会中,李仪祉先生笑容满面地和他握手,表示了对他的论点的赞许。1933年9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李仪祉出任第一届委员长,张含英被任命为委员兼秘书长。两位专家的相识与共事过程,成为水利科技界的一段佳话。1933年黄河洪水暴涨,下游多处决口,国民党政府匆忙命令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并指定黄河堵口事宜由后者负责,前者“不必过问”。身兼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的冀、鲁、豫三省主席也声称,下游河防仍由三省河务局主管,黄河水利委员会不得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只能从事科学治河的前期工作。虽然提出“十年一小成,三十年一大成”的设想,但要实际展开工作,仍然受到各方面的牵制,如水文测验、地形测量、模型试验、水土保持试验工作,实施起来阻力很大。尽管如此,张含英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的3年里,加强基本资料的观测研究,并多次深入现场调查,探索自然规律,先后发表论文多篇,于1936年连同以前著作汇集出版了《治河论丛》一书。同年还出版了《黄河志第三篇水文工程》一书。
1947年,张含英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发表了“黄河治理纲要”论文。这是他回国20多年研究黄河的总结论,可称之为其代表作。该文分总则、基本资料、泥沙之控制、水之利用、水之防范、其他共六部分,80条意见,约18000余字。他在总则中首先提出治河的基本原则:“治理黄河应防治其祸患,并开发其资源,藉以安定社会,增长农业,便利交通,促进工业,由是而改善人民生活,并提高其知识水平”。还指出:“治理黄河应根据需要达到之目的,政治经济之现实背景与未来之发展,及天然因素或条件,先行拟定治河之方策。此项方策并应随资料之补充,学术之进步,与社会之需求,每5年检讨一次,必要时修正之”。“治理黄河之方策与计划,应上中下三游统筹,干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治理黄河之工事,凡能作多目标计划者,应尽量兼顾”。“治河之各项工事,彼此相互影响,应善为配合之”。“黄河之治理,应与农业、工矿、交通及其他物资建设连系配合”。在泥沙之控制部分,首先指出“黄河为患之主要原因为含沙量过多。治河而不注意泥沙之控制,则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并建议:“为求彻底明了泥沙之来源及河槽冲积之现象,应于流域以内布设观测站,河道择设观测段,并根据实地情况作控制之研究。”认为减少泥沙来源的主要方法是:“对流域以内土地之善用,农作方法之改良,地形之改变,沟壑之控制诸端
”。还指出这些“多为农林方面之事,故应与农林界合作处理之”。关于水之利用部分,他首先提出应推算全河各段之水流总量与潜能,“进而支配全流域灌溉之用水,航运最低之接济,以及电力之供给”。并指出:“水之利用,应以农业开发为中心、水力、航运应配合农业”。同时又要注意,对各河段作具体分析,明确各河段的主要目标。如“贵德之龙羊峡,循化之公伯峡,皆可拦河作坝,用水发电”。“龙羊峡以下,经松巴、李家、公伯、孟打、寺沟、刘家、盐锅等七峡而至兰州”,均可进一步研究拦河作坝。兰州至中卫间,则“应先于大峡之西霞口,红山峡之吊吊坡及黑山峡之下口筑坝”。上述两个河段,“必于利航,水力、灌溉、蓄水数者同时兼顾。而高地之灌溉,又须藉力抽水……故此段工程最宜作多目标之计划”。同时应顾及大通河、大夏河、洮河等支流的开发治理。
“宁绥平原土壤肥美,气候适宜,引水便利,素有粮库之称。惜旧有灌溉,工事虽多,今已逐渐湮废,且效能低微,故彻底整理扩充,应视为该区首要工作”。又提到“宁绥沿河地势较平,改进航运须以调整河槽方法为之。惟以目前需要而言,改善航道与修筑铁路两者孰为最宜,应先作比较研究,然后定之”。
晋陕间河段,“倘于龙门上之石门一带筑坝高一百五十至二百公尺,更于其上游建坝二处,即可将全段化为三湖……故此段亦为多目标开发计划之良好区域”。“河在陕县与孟津间位于山谷之中,且临近下游,故为建筑拦洪水库之优良区域。其筑坝地址应为陕县之三门峡及新安之八里胡同”。对于此段开发方案,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认为应作一级开发(即八里胡同建高坝)和两级开发(即八里胡同和三门峡各建一低坝)两种方案的比较研究,并以国家财力而定取舍。八里胡同高坝方案可以进行综合利用,可控制下泄洪峰流量不超过10000秒立方米,发电装机可达120万马力以上(约90万千瓦)。如由于国家资金困难,可先筑低坝以拦洪。低坝坝址,八里胡同与三门峡都有条件,或先建三门峡以拦洪,以后再建八里胡同低坝以发电;或先建八里胡同低坝以拦洪,等到国家财力允许时再加高大坝,作综合利用。不管采用哪种方案,水库回水都不宜超过潼关,以保关中平原安全。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级开发方案(即在八里胡同建高坝,进行综合利用),最为适宜。
“黄河下游……可建闸引水灌溉”、“应利用河水灌溉,并配合排水系统,引水洗碱”、“下游航行之利素不甚大,轮船行驶全不可能。应先配合防洪之需要,整理河槽……以期航运之逐渐发展”。
关于水之防范,首先指出“黄河下游为水患最多之区,亦河患特别严重之地,其治理目标,应列防洪为首要”。上述陕县至孟津间之筑坝拦洪与上中游泥沙之控制等事,均“应视为下游防洪之有效办法”。此外还提出在“郑县及兰封南岸,原武及开封北岸,长清或济阳北岸等处,可否开辟泄洪道,应分
别研究并考其利”、“当其他防洪工程进至相当阶段时,再作束窄堤距之图”、“初期修整,不可贸然束窄”、“若仅以堤为防洪之具,则应以安全排泄郑县22000秒立方米洪水为初步标准”。下游“可备一平时河槽及洪水河槽”。下游河槽之固定,“应视为今日急要工作。而固定之法尤宜即行着手研究,并选择适当河段早日试行”。“黄河上、中游之水患,范围均尚不大,灾情亦较轻微。但若干年后,可能因经济建设,人烟日密,财富日增,而渐威胁严重”。并提出兰州、绥远、韩城、朝邑等地区水患防范之意见。河口段之治理,亦应拟定计划。此外,文中还提出“防洪不应以决口能堵为己足,而应以预防免决为职责”。亦“不能视为纯粹之慈善或赈济问题,应顾到其与经济方面之关系”。防洪“必须有一适当之标准,而此项标准之拟定,亦为社会经济之问题”。
在基本资料部分,该文详细列举了应调查研究水文、泥沙、蒸发、地下水、地形、地质、经济等情况及资源蕴藏量等项。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科学治河的思想。这篇论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治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河南省黄河科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12月23日,是由河南省民政厅登记管理的慈善机构,位于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南路666号。资助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教学设施;支持教学科研活动,资助学术交流与合作;奖励贫、优困学生及教师、资助学生团体活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资金支持和奖励;与国内其他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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