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闺蜜的疯狂互换春雨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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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8-13 01: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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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铁们，大家好，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对于五个闺蜜的疯狂互换春雨医生和天干中从甲到癸的十个字的本义是什么的相关问题不太懂，没关系，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分享五个闺蜜的疯狂互换春雨医生以及天干中从甲到癸的十个字的本义是什么的问题，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民国花和尚苏曼殊是个什么样的人

民国年间，彼时上海的烟花柳巷，基本等同于以前的各种“会所”，谈生意、干革命、讲斤头（黑社会讲和），主角们大多都是边吃花酒边听曲，谈笑间把事情办了。

有没有谁既能吃的开，又有几分面子的呢？当然有，花和尚苏曼殊。

您只要说是花和尚的朋友，估计姐儿们的眼睛都会笑没了。为啥？因为和尚够四海（出手阔绰），隔三岔五就会在某高档酒楼办群芳宴，请各路嘉宾。有文人记载：

苏曼殊腰缠甚富，任意挥霍。到上海后，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妓院，叫局吃花酒……曼殊在上海，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识无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其故，则曰：“客少，不欢也。”客至则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人皆讶之。

苏曼殊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怪人，他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数是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如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章士钊、于右任、鲁迅等。

另外，他是半个日本人。中日混血，为父亲之日本小妾所出，自幼便离开父母，在祖屋长大。因饱受欺凌不堪忍受而出家，又偷吃鸽肉，被逐出师门，此后便以和尚自称。稍长，游学日本认母，数年，精诗词音律、擅梵文佛理，热衷宣传革命，俨然一代怪才。

民国初建，不少人兴高采烈跑官求官，苏曼殊很气愤，认为“这种人有什么用？仅仅只能担狗粪，洗厕所罢了”。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请他出来担任秘书，他坚辞，说自己只想与朋友“痛饮十日，有吃就行”，孙中山大笑“曼殊率真”。

因为跟沪军都督陈其美交情匪浅，苏和尚经常得到陈氏大笔馈赠。有了钱，这和尚自然就不守清规戒律，住在上海高等旅店沧州别墅，此处邻近静安寺，绿槐夹道，环境清幽。这还不算，还经常叫来一些美女相陪。

民国初年，陈其美常去看望苏和尚，通常见高朋满座，美女如云，和尚与校书们诗词唱和，便艳羡不已。苏和尚不交权贵，对陈也不怎亲昵，陈却笑而对他说：“和尚在风尘中生活，不可令床头金尽。”遂赠金若干。

陈其美

苏曼殊很迷恋吃花酒，只要有点钱，就呼三喝四，邀请朋友到某处吃酒，并“叫局”邀佳人作陪。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有文学素质的妓女之雅称）日常生活很丰富，若是每天在堂子里打麻将，没人叫局，会很没面子。

那么，如何才能叫局，和尚又是怎么叫局的呢？

召唤校书到堂子以外的场合，称为“叫局”。比如说您颇有盛名，在某酒店请客，想叫几个校书作陪，只需差遣酒店小厮，拿几张红色的“局票”来，写上某堂子佳丽的名字，以及您的落款，让小厮快点送去便可。

任何消遣场所都备不同堂子的“局票”，也有专门送“局票”的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半大的毛孩子，擅长跑腿。

校书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名气大的校书，通常还有小丫头或者老妈子跟着。对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来说，主要任务就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每日从中午开始安排一天的流程，有时候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

一张“局票”的背后，往往是一系列的生意。首先，送“局票”的小厮要收几个铜板的跑腿费，这玩意不入账，您随手打赏便可。

另外，开出“局票”的饭店或者赌场，会将当天何人何时叫谁出局记清楚，到了月底，会派人到堂子里收取一定的“车马费”，大约一局70个铜板，相当于代买车票的手续费。堂子里也会有明细账，届时一一核对，以免将别的堂子的人算到了自家身上。

民国年间，有位八卦文人仔细考究了一番，认为“出局”或“出堂差”，原指宋朝官员出公差，不想被烟花柳巷拿来套用了。有趣的是，民国年间高等校书乘轿子出堂差，经常有丫鬟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有人在报纸上发文批评：

……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

苏曼殊喜欢大宴宾客，陈独秀、包天笑等人都被他请过。他花钱如流水，海滩高等堂子都知道有个和尚出手阔绰，他对美女们彬彬有礼，姐儿们都喜欢出他的局。

“做花头”的规矩

苏曼殊喜欢吃花酒，也喜欢替人家“叫局”，据包天笑记载，苏曼殊曾给鸳鸯蝴蝶派的高手毕倚虹叫过一局。某日，一群文人相会，到场的人都有熟悉的局可叫，只有毕倚虹没。

苏便道：“我昨天在惜春老四家，见一女娃儿，颇娇憨活泼，可取材也。”有人接话：“和尚正法眼藏，必无错误，何妨叫来一看。”花笺飞去，不到半小时，人就来了。

为什么苏和尚能在徜徉烟花之地呢？就是因为他懂得校书们的心思，同为天涯沦落人，他对众校书从无亵玩之意，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为她们排遣身世沉沦的伤感——最重要的是，他还肯砸钱为校书们争面子。

有人统计苏曼殊的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曾有朋友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苏曼殊笑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动了凡心？”

叫局的花销其实并不大，苏曼殊不仅仅喜欢叫局，更喜欢“做花头”，那就相当烧钱了。“花头”是一种记账单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当于大洋12元，折合现在的物价，扩大三百倍，大约三千七百元。

“做花头”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称为“摆花酒”：找个由头，为某校书庆祝生日，或者故意给某校书长脸，在堂子里办宴席，每桌正式8人，一桌子花酒称为一个“花头”。

“做花头”要支付固定的酒菜钱，外加给琴师、佣人的犒赏，合计下来也得十三四个大洋，如果酒水喝多了，账单数字过大，做东的也会让客人出一点。

第二种是在堂子里请客“碰和”，也就是打麻将，通常是先上酒席再打麻将，每人都有美女相陪，高档水果茶叶奉上，打一圈麻将也算一个“花头”。

如果您办了五桌花酒，一次就能花掉六七十大洋，折合多少钱呢？大约相当于如今两万。不过购买力这玩意儿也不好折算，按照当时黄包车夫的收入水平，每月只有三五个大洋，您请一次客，够他们忙活一年了。故时人感叹“在妓家吃一席酒，可救穷人半年粮”。

民国时没有手机，请人赴宴往往要前几天就通知，可苏曼殊不一样，他兴致一高，直接拿堂子里的铜牌给黄包车夫去接人。铜牌上都刻有不同的花纹，如桃、杏、荷花等，称为“轿饭票”，在市面上能兑钱，堂子也会回收。

某文人记载受邀后的遭遇：

客人到后，侍应摆好台面，然后高叫“筛酒”，这是叫各房校书入席陪客。等客人入席举杯之际，侍者又叫“起炒”，声音略逊于前面那声“筛酒”。先上小吃，继上大菜，最后是米饭或稀饭。上主菜的时候，校书一个个地唱曲，乐师在一旁吹奏、操弦、击鼓伴奏。接着是校书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席间，侍者都在叫“添酒”，客人喝糊涂了，若是生客，堂倌就上兑了水的酒……

奇怪的是，花和尚苏曼殊喜欢逛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朋友们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他最喜爱而又颇多往来的青楼女子有素贞、桐花馆、花雪南等数人。

据说花雪南曾对曼殊动心，想赎身做其妾室，在民国年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苏曼殊却认为，与其结为百事可哀的夫妻，倒不如相忘于江湖，留回忆无限。

民国肇始，北洋当道，政治依旧腐败，孙中山极力奔走要“打倒军阀”，苏曼殊对前途极为悲观，终日逛妓院、喝花酒，收到稿费便呼朋唤友，千金用若泥沙。只是他饮食无度，肠胃又不好，是医院常客。

1918年5月，时年35岁的苏曼殊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传世的最后一部爱情作品《非梦记》，留一句：“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随即去世。

和尚走后，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竟一无所有。设灵堂的时候，许多校书头戴百花前来吊唁，个个颜色悲戚。

苏曼殊去世6年后，1924年6月，孙中山先生出资千金，将其遗骨迁葬于杭州西湖孤山，与名妓苏小小朝夕相伴，民国一代妙僧，便以如此的姿势走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