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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古为黄河冲击平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南临黄河，北靠阴山，西于乌兰布和沙漠接壤，东临包头市，总土地面积119万公顷，全部引黄灌溉。
从先秦开始，秦王朝设九原郡，以奴迁、徒民之法，召置军民，固疆守土，保边屯垦，兴修水利，耕灌农田，产出颇丰，就此世称"鱼米之乡"。
秦汉至明清时期，民族争纷不断，河水不时肆虐，治水功效甚微，农耕发展缓慢。
清代中叶，内地黄泛区灾民走西口入套谋生，大有收获。修渠治水再次兴起，农耕兴水步伐加快。
清未民初，一代河神王同春聚异地之民众，开引黄灌溉之先河，挖大渠、垦荒漠、勤劳作、施善行，开仓放粮救灾民。渠道成、禾苗青、农夫耕、商贾行、老少安乐冽酒饮。王同春在河套挖十大干渠，270条支渠，总长4000多里，水田8600顷，熟地2700顷，堪称世界之最，使河套成为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米粮川"。
新中国建立初，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重视下，河套水利除旧布新，日新月异，诸条大干渠由黄河口引水改为四首闸制，先后修建了三盛公水利枢纽，全民动员开挖了输水总干渠（二黄河），疏通拓宽了排水总干沟（乌加河），使河套地区施水有保障，排水有出路，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一首制自流引黄灌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河套水利不仅为河套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为河套人民带来了充裕的生活，更为河套农业持续发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源泉。
美篇在五原县博物馆水利展厅的基础上，以水利建设为主题，以一代河神王同春引水修渠为端倪，以傅作义修渠兴水为启迪，以河套人民开挖总干渠、疏通总排干为重点，通过详实的文字、史料、珍贵的图表照片、稀世的实物展品，突出反映河套水利起源、变化、发展历程，真实再现以王同春为代表的垦地治水先辈们的丰功伟业，弘扬继承河套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畏艰难，克服困难，大干苦干开挖总干渠，疏通总排干的"总干"精神。
后套水利沿革
溯后套水利，秦汉时期就有先民到此开发。多为犯罪充军者，戌边军士者，垦发农耕者。后套城堡之建筑也于此者亦多。
到西汉时期后套水利具有规模，渠道众多，耕田阡陌，入户繁盛。
后套早是蒙古族所占游牧草原，至清代中叶末，套商贸汉人，见此地为黄河岸及连接黄河壕沟低洼地带，常是河沟涨溢漫流，湿润低洼，土质肥沃，水丰草茂，适易农耕。后套先民与蒙民协商纳粮包租其牧地，利用天然沟，导水灌溉，大获其利。
清晚期以王同春为代表的后套地商，合股集资，开挖干渠，疏通退水，规模之大，成效显著。水利工程之事，号令一出，万民响应，官厅概未过问，水政即由各渠地商掌控，不敢违拗。当时退水有方，引水通畅，支渠四过，耕田广袤，禾苗青壮，犹同中原，是后套水利最初兴盛时期。
光绪二十八年，河套水利民办为官办。清政府钦命贻谷为蒙旗垦务大臣，将后套各大干渠收买为公，由于管理不善，溃决淤塞现象不断，水利停滞，渠近废驰，垦地荒无，民不聊生，实为后套水利废驰时期。
民国十六年，绥远省政府鉴于后套水利以往经验教训，察视官办、商办水利败弊之举，不可再用，定为官办民修。即旧渠道由民众自行管理，官厅只行使监督职权，并将包西水利督管局设于五原。随即各渠组织水利社，推选管渠经理，秉承后套水利修浚、监督、指导、渠社事务。
民国二十四年，又成立了五临安水利整理委员会，为水利最高决策表决机构。
民国二十五年，将包西水利监督管理局改为水利管理局，由五原县长兼任局长，临河县长，安北县长为分局长，一切水政事务均由水利整理委员会议决策遵行。届时绥远省库拨专款九万元整修永济、丰济两大干渠，开挖乌加河，西山咀退水，各渠道进行修浚清淤，根治渠道溃决现象，呈现出各渠水势畅旺，百废渐新的景象。
七七事变，日侵后套，水政一律停顿，水事纠纷频发，政府无所顾及，遂乃各行其事，益滋分歧，难以调解，水利前途，至堪隐忧。
抗战时期，爱国将领傅作义驻守五原，在取得“五原大捷”后，提出“民养军，军助民，治军与治水并重，军民合作，发展生产”战略方针，建立健全县乡保甲四级管理机构，全面修复水利建设，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有效解决军需民食。聘请绥远省水利专家王文景为绥西水利局局长。组建绥西水利管理机构和五原、晏江、临河、狼山、米仓县水利局。于1943年动员全套军民，开挖复兴渠，解决了五原晏江两县土地灌溉问题，荣获国民政府水利部颁发的大禹奖章。此阶段为五原水利建设复兴时期。
建国后，后套水利建设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将大干渠多口引水为四首闸制，对农田灌溉系统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1961年国家重点项目“三盛公”黄河拦河闸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使套区用水有了保障。1959年开挖总干渠（二黄河）改多口引水为一口制，由自流灌溉为人工控管，使用水供水更加有序、合理。1965年后，国家重点投资，将各大干渠的柴草闸全部新建为钢筋混凝土闸，并对干渠、支渠进行裁弯建正，清淤除堵。
1975年全盟15万劳动大军昼夜奋战两个月疏通了总排干“乌加河”，实现了有灌有排，排灌配套。为河套农业开发，根治盐碱，改良土质，促进套区农业生产稳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由此套区水利建设走向管理规范化，设施全新化轨道。
河套历代治水概述
河套自先秦初期即移民戌边，筑城建邑，兴修水利，耕灌其间。
早在二千四百年前，汉建朔方，五原两郡，河套地区已是城廓相望，人烟繁庶的灌溉农业区。唐初，边事废坏，中兴后，引河水，开渠道，兴屯田，呈现出富裕景象。而后，进入民族纷争之中，水利荒废。明初，曾一度经营套地，后又废弃。清初，晋陕农民春出秋归，“雁行”耕作其间，收获甚微，河套仍为游牧之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有地商集资开渠，引黄灌溉。乾隆时有汉族捕鱼人在近河处用桔槔取水种田，大获其利。但当时禁止凿渠引灌，故水利未兴。
1840年黄河改道难行，到清代中末叶，晋、陕、鲁、豫居民接踵而来，在河套地区兴挖渠道，引黄灌田。先后有地商楊家川、郭有元、甄玉、候应奎、王同春等人，开了众多干、支渠道，使河套地区阡陌纵横，水利畅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后套各大干渠统官办，请督办垦务大臣贻谷大兴水利，集夫疏浚各渠，使渠水畅流，并增挖支、干渠道数十条。1918年间，河套渠道改由民户包租挖修，后由责无专属，资金匮乏，经营失宜。1920年有驻绥军第一旅长杨以来，借灌田公社之名，统包八渠。而杨贪利忘公，使渠道多淤废。河套人士，有鉴于此，组织公社，承包各渠，并定章程十七条，同样因民户包办，只图得利，致使渠道尽废。1924年，始设水利局于包头，因辖境遥远，渠务仍无进展。1928年裁撤总局，由垦务局接收，官督民办，在五原兴隆长设渠利科，1929年建设厅改组为水利管理局，集专资兴修渠道，各渠建有水利公社，经理渠务，直到1949年。
孙传庭的介绍和事迹，我也不用多说，自凡是会看这篇文的，十有八九也是知道些明朝历史的，所以这里就说孙传庭的死为啥会对大明有这么大的影响。
先放个背景，正当辽东和西南又起战事的时候，在中原商洛山隐匿了一年多的李自成又重新带着几千人出来闯荡，因为战事频繁，被高额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原百姓纷纷投向了李自成的大军，很快到1640年，李自成就有军数十万，并且在正月十二日攻克了洛阳。凭借着福王的家产，李自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军队，并且安抚了河南各地的贫民。此后到1642年，李自成三战开封，虽然未能攻克开封城，但是基本全灭河南的明军主力，尤其是朱仙镇一战，打的左良玉再也不敢和李自成交手，可以说，崇祯年出的几位军事人才，到这个时候，就只有孙传庭和吴三桂了。但是吴三桂必须面对辽东日益强大的满清，根本无法回援关内，所以大明能依仗的，就只有孙传庭了。
我们再看看孙传庭的能力，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第二次围开封之时，崇祯帝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赴陕西担任三边总督，然后在陕西进行了一番整改。他先是杀了兵油子贺人龙，又征收了被地主霸占的军屯，强大了自身实力后，接着募兵十于万，把关中整治的仅仅有条。接着崇祯催战，然后孙传庭无奈，只能领军出关，于郏县和李自成发生了激战，史称柿园之战。此战孙传庭用计力挫李自成，后因闯军势重，不得已而撤回了陕西。
孙传庭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陕西官军实力有显著增长。五月，崇祯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封他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八月，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众东出潼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然而孙传庭自己也清楚，陕西军此时还没准备好。但是受忠君思想的影响，孙传庭只能上路。
之后就是郏县之战，具体经过我就不详说了，总之官军死亡四万余人，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此役，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民军的战略问题也迎刃而解，扩大战果，乘势夺取关中。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以十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
孙传庭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捯饬出了一只能和李自成抗衡的大军，足以说明他的实力之强。而崇祯的匆忙催战，只是扰乱了战局，其实只要孙传庭据守陕西，李自成就不敢北上打京城，而多给孙传庭一些时间，也足够把陕西整顿好，再加上中原和关中几年大乱，北方的藩王已经被折腾的差不多了，只要恢复生产，大明的税收还可以多喘几年气，不至于被活活“饿死”。所以说孙传庭死，大明战局完全颠覆，大明也就彻底要凉了。
在勇冠三军的霍去病面前，匈奴人的骑射简直是个笑话。
勇冠三军的霍去病霍去病是一个有能力又有魄力的人，他刚参军便立下了大功一件。
公元前123年，霍去病才18岁，当时汉武帝派卫青率领大军征伐匈奴，同时让卫青提携、培养下霍去病这个自家晚辈。
那是霍去病第一次上战场，卫青不可能让他当个小兵，但是让他统帅一路人马又不合适。
思来想去，就拨了800人让霍去病统领。他也不指望这800人能做点什么，只要保护好霍去病就行了。
结果霍去病艺高人胆大，竟然敢带着这800人脱离了大部队，找战功去了，当时卫青被吓得不轻，连忙派出伺候搜寻。
等到霍去病再次出现的时候，带回了一大堆战利品，原来他端掉了匈奴了一处营帐。
经过清点，这800人在霍去病的率领下，竟然消灭了2028名敌人，擒获匈奴相国、当户等高官，斩杀匈奴的藉若侯，得到各种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此战绝对算得上大捷了，霍去病因此一战成名。
汉武帝认为霍去病勇冠三军，因此封其为“冠军侯”，食邑2500户。随行的将士也多有封赏。
一代军神的传说由此开始。
霍去病威震匈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决心控制河西走廊，来获得更多的战略缓冲区域。
为了保证整个作战能够成功，汉武帝于当年春季，派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对匈奴发侵扰扰作战。
其目的是让匈奴无法休养生息，等作战正式执行的时候，疲惫不堪的匈奴将要面对严阵以待的汉军。
本来吧，这是霍去病第一次指挥一场作战，汉武帝也没对他作太高要求，让匈奴人没法安心睡觉就行了。
结果，霍去病的表现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
他率领大军，接连灭五个匈奴部落，获得了大量人马辎重，追着匈奴人到处跑。
最夸张的是，他创造了6天奔袭一千多里路的记录，平均每天奔袭将近200里。
最后，他还在皋兰山下与匈奴大军进行决战（估计他早忘了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了）。
以损失70%部队为代价，大败匈奴，击杀匈奴的折兰王、砍卢侯王，消灭和俘获的匈奴士兵高达8960人。
虽然汉军的伤亡过半，但是取得的成果是数倍于损失。
而且霍去病超额完成任务，直接把当地的匈奴人打得伤筋动骨，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实力的。
当霍去病回到汉朝，仅仅稍作休整，汉武帝便下令汉军开始执行控制河西走廊的作战。
汉武帝的计划是：由李广与张骞率部佯攻，吸引匈奴人的主力，然后由霍去病和公孙敖率大军端掉匈奴人的后方。
失去了大后方的匈奴人，败局已定，这样汉朝便能以较小的损失控制住河西走廊。
计划是不错，然而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想实现这样的大规模联合作战，实在是不容易。
结果作战一开始就发生了一系列意外。
先是张骞因为一些原因延误了行程，没有按时与李广会师。
因为只是佯攻部队，加上还分兵了，李广手中只有4000人马，导致李广被匈奴大军包围。
李广部与匈奴激战两日，伤亡过半，眼看快撑不住了，好在此时张骞率领一万人马赶到，李广才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最后打退了匈奴军队，但是汉军这边也损失惨重，无力继续追击、拖延敌人。可以说，佯攻作战是失败了。
至于主力部队那边，也出了问题。
那时候没有导航，连地图也只是粗略地画出了山水与道路，结果公孙敖迷路了。
李广和张骞好歹还会师了，公孙敖这边干脆连会师都做不到。
也就是说，整个作战的重担全部要到压到霍去病的身上了。
换成别的主帅，估计直接退兵了，而我们的霍去病根本不在意敌人有多少，看到匈奴人就率军冲上去。
一路大战，直接杀入匈奴腹地，打到后来，当地的匈奴人已经被杀破胆了，一看到汉军，要么归降要么逃跑。
最终，霍去病以一己之力，率军完成了整个作战。
而霍去病的战果更是惊人，竟然消灭了三万两千匈奴士兵，俘获了五个匈奴王，匈奴官员不计其数。
攻灭了不计其数的匈奴部落，将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连根拔除，汉朝控制住了整个河西走廊。
此战之后，霍去病正式跻身名将的行列，而那一年，他才20岁。
封狼居胥随着汉军捷报频传，汉武帝希望进一步打压匈奴的生存空间，将其彻底赶出漠南地区，于是举全国之力，制定了一次大作战。
上一次的作战使汉武帝意识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会发生很多意外，制定的计划越详细越容易出问题。
于是这一次，汉武帝反其道而行之，不要什么周密计划了，直接让卫青和霍去病各率五万大军，各自为战扫荡草原，至于这仗怎么打，让他们自己判断。
他的要求只有一个：以后漠南地区不能看到一个匈奴人。
卫青的运气差一些，他遇到了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虽然他成功击败了对方，但是由于中途刮起风沙，使得匈奴单于率领几百亲卫顺利逃脱。
最后，由于风沙所阻，卫青只得率军回朝。
而霍去病的运气则好了许多，他一如既往的率领大军深入匈奴腹地。
他的部队翻过离侯山，越过弓闾河，行军2000多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匈奴的大后方，直接打了匈奴一个措手不及。
当时，驻扎在附近的匈奴左贤王，得到消息后立刻抽调附近所有有生力量，妄图以数量优势消灭这支汉军。
然而他不知道，这支汉军的主帅叫霍去病。双方军队接战不久，左贤王就知道对方不简单了。
然而此时他已经不能退后了，这里是匈奴的大后方，一旦他退了，这么多族人的下场可想而知，横竖都是死，还不如拼一拼。
此战打的昏天地暗，双方反复地冲击、厮杀，都在拼命。
然而笑到最后的是汉军，因为他们有神勇无敌的霍去病。
此战，霍去病以不足5万人的兵力（他有派出偏师），歼灭匈奴军队70443人。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官员83人，获得粮草辎重无数。
而汉军仅损失了不到1万人，这在古代战争史上绝对算一个奇迹。
此战过后，漠南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匈奴势力了。霍去病一路横扫漠南，所过之处，匈奴部落不是被消灭，就是望风而逃。
霍去病的部队一直打到狼居胥山才停下来，他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后人将此举称作“封狼居胥”，意为建立了显赫功勋。
经此大战，匈奴在漠南地区的势力被一扫而光，剩下的匈奴人只能在匈奴单于的率领下龟缩于漠北地区、瑟瑟发抖，祈祷汉军别来这苦寒之地找他们。
与此同时，霍去病的声望也达到了其人身巅峰，在朝中他的地位已经和大将军卫青不相上下了。
霍去病碾压匈奴骑兵的秘密虽然匈奴骑兵的骑射水平确实要高于汉军，但是也高不出多少。
毕竟他们不像后来的那些草原民族，将劫掠当做谋生手段。对于匈奴人来说，游牧才是他们的主业。
如果不是遭遇天灾，他们轻易不会南下的。
这也就导致他们的弓马娴熟程度远不如后世的游牧民族，汉军只要勤于训练，与匈奴人的差距并不大。
然而在其他方面，匈奴骑兵则全面被霍去病的率领的汉军碾压，因此每次遇到霍去病，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首先，霍去病作战勇猛，从不畏缩。
俗话说“将是军中胆”、“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想要让军队发挥出超凡的战斗力，需要让勇猛果敢的将领来统帅大军。
而霍去病正是这种将领，他年纪轻轻便被委以重任、率领大军。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对匈奴人没有一丝畏惧。
在他看来，那就是一堆军功罢了，每次作战都是勇往直前。
在他的带领下，汉军自然个个悍不畏死，敢于和匈奴人拼命。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才是霍去病的军队百战百胜最大的秘诀。
其次，霍去病的战术很厉害。
从霍去病的历次战斗中，我们不难发现霍去病善于长途奔袭，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下手。
在那个年代，情报匮乏，没有导航、定位，地图也模糊，他能做到这些简直是奇迹。
比如他封狼居胥的那一次，他率领汉军翻山越河，奔袭2000多里。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匈奴的大后方。
最后，匈奴军队被打得措手不及，一败再败。
这在兵法上叫“有心算无心”，在战斗开始之前，霍去病已经赢了一半。
其三，霍去病的军队都是汉军中的精锐。
霍去病手下的将士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
比如攻打河西走廊前的侵扰作战，霍去病只有一万人马，但是责任却很重大，所以他率领的都是精兵。
而封狼居胥的时候更加夸张，汉武帝直接让霍去病自己挑选部队。
他挑选的都是年富力强、久经沙场的老兵，这才能完成那么高难度的作战。
如果把他手下的部队换成新兵，估计他也打不了那么多漂亮仗了。
其四，汉朝兵力远超匈奴。
匈奴的巅峰时期，应该是冒顿单于统治时期。
然而即使是冒顿单于，也拿汉朝没办法。
他最好的战绩，也就是白登之围罢了。
当时冒顿用小股部队引诱刘邦率领的汉军孤军深入，然后将其围困在白登山。
当时匈奴骑兵据说有40万，这已经是匈奴所能抽调的所有人马。
然而在围攻白登山上的10万汉军不久后，匈奴却撤军了。
因为汉朝的20万后续部队快到达了。
当然，40万打30万，匈奴也不怕，可怕的是这样事态会发展成全面战争。
当时汉朝经历了连番大战，人口凋零，即使如此，汉朝能动员的举国之兵也有100万人。
很明显，匈奴打不起消耗战，因为人口处于绝对劣势。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军队数倍于刘邦时期，而匈奴反而更加衰弱了，兵力只会更少。
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打仗顾忌重重，而汉军则毫无顾忌。
这样的两支军队打起来，匈奴败了也不奇怪。
其五，霍去病擅长以战养战。
汉军出塞作战，最大的弱点便是后勤，很多作战方案无法施行，便是受到后勤能力的拖累。
然而我们观察霍去病的战斗可以发现，他的战术明显后勤是跟不上的。
所以他总喜欢抄人家老家，不仅军功有了，补给也有了，这便是以战养战。
大概第一次这么做是无心之举，然后尝到甜头后的霍去病，爱上了这种作战方式。
于是到了后来，他的每次作战基本都是靠以战养战，这才能摆脱后勤的拖累，随随便便就追敌千里，获得巨大战果。
其六，汉军的武器装备远胜于匈奴。
中原国家，自从春秋以来便战乱不断，各国之间不断征伐，这也导致了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神速。
到了西汉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中原的武器已经甩匈奴人几十条街了。
汉朝的弓箭，不仅射程和威力远超匈奴，更可怕的是，可以大批量生产。至于箭矢，更是永远用不完。
而甲胄方面，汉军的甲胄可以有效抵御匈奴的箭矢，防护关键部位。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双方每次交战，汉军总是能以较小的代价消灭数倍的敌人。
可以说，匈奴骑兵在骑射上的一点点优势也因此荡然无存。
一旦战斗发展到近身肉搏的阶段，那就更没有悬念了。
汉军的刀剑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削铁如泥，而匈奴士兵普遍缺乏防护，最多就是不认人有层皮甲罢了，近战汉军基本无敌。
不过等到近战的时候，匈奴军队一般也被打得差不多了，基本都是收尾阶段了。
总结虽然传闻中匈奴骑兵的骑射战术很强，但是一旦遇到霍去病所率领的汉军，那也只有挨打的份。
因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技巧都不值一提。
当时的汉朝，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超一流将领，又有战无不胜的士兵，所以才有底气喊出“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的口号来。
而胜利，永远都是建立在实力之上的。
明朝末年的藩王数量十分巨大，而且占有全国多数的土地，一些藩王，比如福王，甚至还享有一定区域的盐铁专卖权，可以说富得流油。
当年朱元璋实行这个制度，本意是让自己的子孙不要像自己一样过苦日子。虽然朱元璋对于臣子极尽刻薄，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可谓是溺爱至极。
朱元璋规定，凡是朱氏宗亲，都能获得朝廷优厚的俸禄，俸禄包括银子和田地，亲王每年的禄米，每年可达1万石，除此之外还会赐予一百顷以上的田地。
朱元璋实行这一政策的本意在于赡养子孙，但他所没有料到的是，到了明朝末年，他的子孙已经多达数百万，以至于成了朝廷巨大的经济负担，这些亲王没有政治权力，不需要工作，但却拥有极高的经济特权，这使得他们成了朝廷身上的蛀虫，是大明王朝最大的痼疾。
这些亲王的财产有多少？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河南地区在万历六年时，以福王为首的九位宗室藩王大概占有河南田地的十分之一，其中福王由于颇受万历宠爱，竟然拥有田地3万顷，还获得了河南部分地区的盐铁专卖权，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仅仅这九位王爷就占了河南十分之一的土地，这还不算其他聚居在此地的其他较小的亲王，保守估计，朱氏宗亲占有的土地至少占据当地的三分之一。
明朝末年，由于小冰河期到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打击，贫富差距在此刻顿时暴露无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缩影。
其中受灾最严重的陕北，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面对如此大的饥荒，明朝政府却内忧外患，财政紧张，除了满清入侵消磨了军费，赡养朱氏宗亲也成了财政的巨大负担。
根据记载，万历三十三年，全国的宗室人口已经多达15万7000人，按照朱元璋规定的待遇，每年需要供给他们的钱粮已经超过了全国田赋收入的总和，这意味着明朝政府的财政即使赡养宗亲就已经极为勉强，更遑论救济灾民或充当军费。
万历初年全国财政支出1854万两白银，光在宗室上就花了552万两，近乎三分之一。而同时万历三大征耗去的白银总数不过才1280万两白银，仅相当于两年多赡养宗室的数目，可见宗室花费之大。
万历年间就如此严重，更遑论崇祯年间，这些明朝体制下最大的受益者，却在朝廷危难之际选择袖手旁观、醉生梦死，继续花天酒地，他们的奢靡可以说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在农民军到达河南时，福王依然不肯捐出一分钱给朝廷筹备军费，其依然醉生梦死，当李自成攻陷洛阳时，看到福王白白胖胖，便立即将其烹杀解恨。
在比如蜀王和楚王，虽然家里钱财堆积如山，依然不肯为国家出半分力，最终全都落入了张献忠手里，史料记载，张献忠从他们家中搜刮出的财宝达金银数百万，载数百车不尽，足见其富裕。
对朱氏宗亲的纵容更显出崇祯皇帝的愚蠢和软弱，在国家即将灭亡之际，依然供养着这些寄生虫一样的家伙，耗尽了国家的财政，以至于明朝由于无力赈灾和筹集军费而亡于李自成和满清之手。
而那些宗亲们，再一次告诉了我们什么是醉生梦死愚不可及，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全赖于明朝是否存在，一旦新的统治者出现，那么杀猪过年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
关于阡陌客军需官，为什么说孙传庭死了就意味着明朝亡了呢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